[摘要] 本报见习记者 苏诗钰“你别忘了,中国的监管部门,比如这些证监会的主席们,他连父母的角色都不是,为什么?他是父母(上面的大领导)雇的保姆,保姆在家里管,父母临时出去待两天,说把孩子看好了,你想想那个心态怎么管?管不好就被解雇了,这是大的问题。”2015年6月20日,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,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......
本报见习记者 苏诗钰
“你别忘了，中国的监管部门，比如这些证监会的主席们，他连父母的角色都不是，为什么？他是父母（上面的大领导）雇的保姆，保姆在家里管，父母临时出去待两天，说把孩子看好了，你想想那个心态怎么管？管不好就被解雇了，这是大的问题。”2015年6月20日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、总经理高西庆在2015青岛·中国财富论坛“世界经济趋势与全球财富格局”分论坛上表示。
高西庆认为，市场主体，所有股民加起来，比政府机构智慧加起来高很多。所以政府只能设定边界。我们的政府总体是强势政府，官员总体而言比较强势。总体来说中国社会，精英层进入政府的比较多。“我跟各国监管部门打交道，中国官员的知识层次比其他国家的监管部门官员知识层次都不低，甚至还要更高一些，可是为什么跟人家相比管不好，就是因为监管方式不一样，所以不能不管，因为不管，大机制容忍不了，第二，还要放手很多东西。”高西庆说。
他举例说，你看美国财政部在金融危机期间所做的事情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。
“同样都在做支持市场的事情，我们用了几万亿人民币，他们用了七八千亿美元，当时看起来好像资本主义整个规则没有了，可是你看结果，他开始把一些巨大的银行、保险公司国有化，可是转身卖掉，他说那不是市场常态，过程中美国政府损失了什么？一分钱没有损失！赚了很多钱，跟国会有交代，下次出事很容易这样做。”
高西庆认为，这是市场规则不同导致的，“我们用了很多钱，做了很多事，也取得一定好的效果，但是今天还在为我们所做的负面的事付出代价。如果有相对比较完整的市场，规则比较清楚的市场，那我们不至于付这么大的代价。”
以下为高西庆演讲全文：
王波明：谢谢，你对政府提出的期望。我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山东郭省长当年在证监会当主席，然后他在讲话里，当时银行股股价非常低，市盈率也很低。所以当时郭主席就说，“我觉得银行股非常好，大家应该去参与投资”，后来有人找郭主席说，“主席，证监会是管规则的，切忌不应该对个股发表任何评论”，郭主席接受了当时这个观点。接下来到了高西庆主席了，高主席的角色，早从中国证券市场，他参与了初的设计上海、深圳证券交易所，后来又参与了中国1992年中国证监会的设计，设计完了以后，他自己又去证监会工作，他个职务就是管发行，那时候全中国能上个市，那是太难了。就由高主席在管，后来出来到中银国际，由朱镕基同志又请他“二进宫”，回到证监会，当了副主席，现在出来又到了被监管的中投公司，又到了戴相龙的社保基金。现在来帮助青岛设计交易市场。所以你们看高主席的角色，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，快30年的时间了，角色在做着各种转换。你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早开始，一直到现在的这种变化，你有什么评论没有？
高西庆：我本来以为自己也是市场中人，三说两说，把我说成了监管者，我离开证监会十几年了，跟世界各国的监管部门打交道，尤其过去七八年来，世界各个主要市场、主要国家的监管部门都打过交道，有时候还打架打得挺厉害。但是刚刚几位尤其是刘纪鹏、熊焰，好像觉得政府完全不可以做任何事情，我还要替政府说两句，因为我看到鼓掌的人很多，尤其刘纪鹏，专找大家鼓掌多的地方说，这不行的。在座各位做父母的不少，做父母对孩子不能管太多，可是把孩子完全放开，尤其是十几岁的孩子，你说什么不管，愿意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，愿意不回家就不回家，愿意干什么事都可以，你还真放心不下。你别忘了，中国的监管部门，比如这些证监会的主席们，他连父母的角色都不是，为什么？他是父母也（上面的大领导）雇的保姆，保姆在家里管，父母临时出去待两天，说把孩子看好了，你想想那个心态怎么管？管不好就被解雇了，这是大的问题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因为我自己也做父母，自己带孩子，我自己知道孩子还真的管得太多了也不行。
市场我们都知道，以中国传统的看法，是父母官，总觉得父母比孩子聪明，比孩子经验多一些。过去几百年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大家逐渐认识到有市场的规律，所以政府要给市场充分的空间去运作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得太清楚，一句话，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孩子，他已经长大了，已经过18岁了，再管不了了。而且在今天的情况下，今天的世界，今天的知识层次，今天的运行方式，你跟自己的孩子去辩论，就发现孩子说的很多事你都听不懂，那还管什么？今天的市场，尤其是中国市场，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，实际已经成为相对比较成熟的孩子，虽然由于政府的种种管理模式使得这个市场有很多地方有所扭曲，有些地方硬是长不大。但是市场主体，所有股民加起来，所有智慧加起来，比政府机构智慧加起来高很多。所以政府发现只能设定边界，在设定边界的时候，因为有相当多的精力放到了分配资源上，就是监管部门的这些人，如果分配资源，求他的人就很多。可是如果只让他做警察，只设定边界，你只要不到我这儿来，我就不管你，他站在那里没有事干，我们的政府总体是强势政府，官员总体而言比较强势。总体来说还是这个社会上，精英层进入政府的还是比较多的，中国显得比较突出，我跟各国监管部门打交道，中国官员的知识层次比其他国家的监管部门官员知识层次都不低，甚至还要更高一些，可是为什么跟人家相比管不好，就是因为监管方式不一样，所以不能不管，因为不管，大机制容忍不了，第二，还要放手很多东西。
所以回到今天的议题，要搞衍生品创新，很简单，单边市场好像一条路，就只能往一个方向走，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怎么办？只能另一条路慢慢往回退，所以慢慢形成了立交，实际上这个市场已经开始有了立交概念，但是整体来说，这个方向还是往一个方向，绝大多数产品，大家知道在市场里做的人都知道这一点。这几天股市下降，很多人难受得不得了，但是社会上朋友来说，考察投资者行为模式，对于市场的判断，其实不是一样的，总有一些人判断往前走，有人判断往后走，有一些产品要进入还是不大容易的，门槛还是蛮高的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一亿多股民主要往一个方向走，而剩下的那27万户在某些层面上去对赌，这个对赌力量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着呢？逐渐允许这个市场相对比较充分放开。看到2008年这次巨大的金融危机，很多人形容叫金融海啸，这么大的海啸情况下，主要资本主义市场，尤其美国市场，在快的时间里恢复到相对的常态，快时间里使得市场迅速恢复，这跟政府干预有关，你说完全没有干预吗？是不对的。你看美国财政部在金融危机期间所做的事情，实际是很值得我们学习，同样都在做支持市场的事情，我们用了几万亿人民币，他们用了七八千亿美元，可是你看结果，他的钱投出去了，当时看起来好像资本主义整个规则没有了，就开始把一些巨大的银行、保险公司国有化，可是转身卖掉，他说那不是市场常态，我的市场常态是我回来，可是过程中我损失了什么？一分钱没有损失，赚了很多钱，跟国会有交代，下次出事很容易这样做。资本主义民主原则没有打破，今天的情况很好。市场机制不同，我们用了很多钱，做了很多事，也取得一定好的效果，但是今天还在为我们所做的负面东西付出代价。所以相对有比较完整的市场，规则比较清楚的市场，那我们不至于付这么大的代价。所以我鼓吹要有充分多元化的市场，充分流动性的市场，这样下一步在改革过程中，大家不会抱怨这个父母怎么没完没了，到老都没有学会市场怎么运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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